因为疫情，政府要求静默三天。简单收拾一下，就住到了学校，离家时，带了几骨朵蒜，两瓣生姜，盐油少许，对窑一个，对窑必须是锤窑一体成对出现，所以才曰：“对窑”。爱人笑我说：你在办公室里砸蒜吃，屋里怎么进人。我还是执拗着拿走了，我有个癖好，死蒜味颇为好闻。早晨起来，洗漱完毕，冲洗对窑，剥蒜拍姜，开砸。若干分钟，蒜泥成型，注水，点醋，撩油，盐少许，蒜姜油醋盐混合，世间美味，满屋飘香，如若熟鸡蛋砸进去，更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。去学生餐厅，买两个热馍，蒜泥汤水摊入其中，真是绝配。

我向来对好面馍有种独特的感觉，每次吃馍，必双手把馍捧在手心，生怕掉到地上，如有大馍花掉到桌上或者地板上，必捡起吹土后吃掉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家里总是缺粮的，尤其是缺小麦。大集体的时候不用多说，大家都骨瘦如柴，面黄肌瘦。分队后，父亲种地不行，母亲体弱多病，我又常年上学，不事农产。每逢小麦播种的季节，父亲总是发愁种子，化肥，农药，责任田的犁耙，因为上年收成不好，这一切都成问题。于是，父亲放下身段，借麦种，赊化肥，求帮忙，父亲略读诗书，能做到这些，着实很难。到了小麦收割的季节，父亲又要犯愁，家里没有农机具，劳力又少，母亲依然多病，农村的麦收季是攀比的，长舌妇们总是踟蹰在我家麦田地头，替父亲母亲发愁，顺便看看上地干活拿的什么饭，有没有啤酒，变蛋，鸡蛋，鸭蛋，油条，黄瓜之类的，父亲和母亲总是黎明时分起床，打鸡蛋稀饭，砸蒜，吃玉米面馍，因为小麦歉收，麦收之际，青黄不接，只能吃杂面馍。母亲在热天到来之际，必须要挂吊针，要不然头晕眼花，撑不到整个麦季过完，就得躺倒。想到这里，我想起《绝入尘烟》中的马有铁和桂英收麦的场景。有次大风，雨要来，父亲用叉挑麦，母亲捆麦，捆好后无论怎样都没有力气扔到麦车上，那一次，父亲骂了一句母亲，母亲含着泪自己走回了家，没有坐父亲的架子车。到家后，母亲依然擀了面条，下几根豆角，去短矮的墙头上摘了梅豆，调了父亲爱吃的蒜泥凉拌梅豆菜，没有一句怨言。后来我问她，母亲很实在地说：我跟了你爹一辈子，他没有吵过我没有打过我，娘家那么穷，也没有嫌过我，我还一身病，连钱都不认识，一家人全指望他。就这不错了，熬成了一家人。

每到过年的时候，白面馍是最重要的，母亲过了腊八就开始淘粮食，晾晒干净，然后打面，腊月二十三之前先蒸几个小馍吃，小年后，开始兴师动众蒸大馍，枣山馍，馍花子。这个仪式很庄重，小孩子不能说傻话，也不能数数锅里馍的个数。如果偶遇冬天寒冷，面不发，蒸出来的馍死腚唇，一家人是很晦气的，大年初一也就起不那么早。第一锅子馍，父亲敬了天地神灵，灶爷灶奶奶，然后让我喊了爷爷奶奶来尝，这就是年了开始。掀馍的时候，小孩子不能围在一边，大人们嘘着热气，认真的把热馍放在高粱杆织成的大簸上，晾干，如果偶尔因疏忽有馍掉到了地上，大人们第一时间换来孩子们，吹吹馍上的灰尘，掰开分给孩子们吃，我记得那个时候，热馍沾蒜应该是许久以来的等待，所以不舍得掉一粒馍花。大馍和枣山是要上供的，春节是个大节日，人神四界共庆。我记得有一次过年，父亲说，你把香插在院里烧。院里有树精散神，云游的神灵，也得敬敬。过了年，父亲又给我说，敬神就是个心情，读书还得靠自己。母亲的任务是摆大馍，枣山，磕头，烧水，下饺子，我的任务是砸蒜，为什么大年初一要吃蒜呢？父亲说，穷苦人家不容易，吃蒜寓意着总“蒜”又过了一年。第一碗饺子父亲照例要给爷爷端去，拿个白面馍，夹肥肉一片，等爷爷吃了端回来，我们再开吃。爷爷总是吃剩下几个饺子，父亲回来后，我和父亲把爷爷吃剩的饺子吃掉，这是前辈给子孙留下的福祉。过了正月十五，好面馍就不能再吃了，剩下几个留作立夏馍，有的家庭亲戚多，来往多，不到十五，白面馍就没有了，来了亲戚只好去邻居家借馍待客。所以，在白面馍紧缺的时候，客人一般馍不吃两个，饭不回二碗，主要怕主家尴尬。过去走亲戚，是要给长辈拿大馍，长辈给免辈回枣花，现在豫东一带，还有这个习俗。小馍也要拿，闺女回娘家，大馍，小馍都要拿，孝顺的女儿往往把小馍都给父母，来接济一下。其他的果品之类的，该留多少都有礼数的。

珍惜好面馍，珍惜粮食。已经深植于我的骨血里，尽管现在日子好起来了，每当我看到学生把白花花的白面馍扔掉的时候，都忍不住想捡起来。我从来不讨厌学生餐厅的饭菜，我读初中高中的时候，因为读书的原因，才能换上饭票吃上好面馍。大学毕业前，我瘦的像个猴子，都脱相了。参加了工作，有了工资，可以随便吃上好面馍，所以，体重日渐增长，以至于肥胖。这也是好面馍的功劳。

（作者系郸城县实验高中副校长，郸城县作家协会副秘书长）